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绿色投资，势必带来海量的项目落地，进而为中国绿色投资走向国际舞台提供更加丰富的发展场景，同时，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贡献。
■林伯强
近年来，许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碳减排行动计划，并制定了宏伟的能源转型战略，但这些气候转型的行动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目前许多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转型所需的资金缺口持续扩大。
联合国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平均面临每年约4万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融资缺口。同时，发展中国家亟须获得更多的融资和赠款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2009年以来，全球气候谈判设定了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但到目前为止，这1000亿美元的目标尚未实现。
因此，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绿色投资，势必带来大规模的项目落地，进而为中国绿色投资走向国际舞台提供更加丰富的发展场景，同时，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贡献。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持续变动和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协议的背景下，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快速发展，正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潜力巨大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拥有发展清洁能源所需的水力、风力、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在联合国气候发展目标倡议以及传统能源供应受阻的双重推动下，许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开发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近3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能源消费增长了868%，超过全球平均增速。阿根廷、巴西、塞尔维亚等国家均设定了碳中和目标。
未来，中国“一带一路”绿色能源投资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将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光伏技术创新持续发力，光伏成本得以进一步下降，并促进了光伏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除了可再生能源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氢能、储能、公用事业级储能电池及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市场，同样为中国企业带来了重要发展契机。在这些新兴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将依托自身强劲的制造实力、有竞争力的成本和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海外产能，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绿色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绿色投资可以缓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融资约束。一方面，相比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来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对企业项目的支持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首先，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由中国和相关“一带一路”成员国发起并创立的金融机构已经为“一带一路”相关合作项目提供了海量的绿色投资。
其次，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参与建设的企业给予了优惠政策，为中国企业的绿色投资缓解了一定的资金压力。
最后，参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项目的企业在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促使银行业等金融贷款机构提升对企业的信任水平，并通过扩大贷款规模等措施进一步缓解相关企业绿色投资的融资约束。
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挑战仍存
第一，绿色标准不统一。“一带一路”中国绿色投资道路受阻，不利于为发展提供市场。当前，中国与欧盟是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两大重要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同一项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面临差异化的认定标准，这给部分投资主体的跨境投资活动带来了一定困扰。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言，中欧等经济体联合发布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该目录不仅能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操作指引，还可为持续推进多边绿色标准合作提供有益借鉴，更能为国家间的气候合作打造可参考的金融范本。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在实际投资中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对外的绿色投资项目。除了全球绿色标准尚未制定国际通用的规则之外，中国内部的绿色金融也缺少完善的指导体系。例如，中国企业尚未建立统一的环境污染披露制度，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不统一，金融机构间数据不互通等。
第二，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足，经济发展基础较差。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大部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支柱型产业主要以第一产业和污染较为严重的资源和人力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由于技术和发展理念的落后，经济的绿色转型面临较大困难。部分国家除经济发展弱势外，还面临电力短缺。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部分非洲国家超过半数的人口仍处于缺电状态。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治不稳定可能对绿色投资带来风险。“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需要沿线国家有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以满足项目的筹备与建设。然而，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常遭受宗教或政局动荡的影响，中国的绿色投资可能面临不确定的政策因素，项目因此面临违约风险。即便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政府换届同样存在新任政府领导人不认可前任政府投资项目的情况，造成项目建设缺乏连贯性。
第四，“一带一路”涉及区域范围广，沿线各国国情和发展需求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等多个维度上差距较大。国家间协同发展难、出口标准不统一、需求差异大等问题，增加了中国境外绿色投资的难度。
第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不稳定性制约绿色投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地区的地区冲突爆发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仅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还面临国际政治中的战争风险。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缺乏全力发展经济的意愿和国际环境，进而增加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的难度。除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自身发展受限外，中国科技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等措施，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国际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绿色投资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的发挥增加了难度。
政策建议
第一，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完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制度支持，提高项目投资风险评估水平，为绿色投资提供制度保障。首先，国际上尚未建立全球统一的绿色标准，中国和欧盟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绿色市场，对于绿色标准和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通用的绿色标准制定。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在制度体系构建和标准制定中把握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在国际标准的建立中，要尽快完善中国的内部标准和平台建设，建立完善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评估制度以及统一的信息数据平台等，为中国绿色标准与国际社会绿色标准对接做好准备。其次，中国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应完善跨国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和投资流程，以降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政治及环境风险。最后，中国应鼓励社会和其他国家的资金加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发挥多边合作的制度优势，扩大“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资金规模，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支持体系。
第二，优化“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项目和区位位置决策，降低绿色投资投产风险。由于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绿色发展的意识还未全面形成。因此，“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项目区位设定需同时考虑项目经济性和东道国区位优势，以最低成本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绿色发展。除考虑自然资源之外，还应重点评估东道国的政治及社会环境风险，避免因政治问题造成项目的不可持续，以及社会环境风险造成的项目成本不可控。
第三，中国企业应提高创新投入，加快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是提升创新意识，培育企业内部创新友好氛围，鼓励员工发展高精尖绿色技术研发意识。二是采用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提高产品竞争优势。三是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模式以及人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推动“一带一路”科技示范区建设。发挥“一带一路”中国绿色投资带动新质生产力输出的通道作用。探索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建设更密切的科技发展伙伴关系和科技输出通道，建立海外技术推广示范区，开拓海外绿色技术输出渠道和市场，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快速发展提供市场基础。
（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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